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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好像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吧，“奉化”和“奉化人”就慢慢地成为许多奉化之内和奉化之外（又大都是宁波之内）人士闲谈或正谈的话题。
当别人无意中获知你来自奉化，对方突然会从原话题中停顿下来，以一种探究的眼神望着你，“哦，奉化……”——那半张着的嘴唇间弥漫着欲说还休的暧昧。笔者已不止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形了。
奉化怎么了？奉化人怎么了？但又往往未及细想，别的思绪已挤走了这两个问号。匆忙的生计常常使我无暇深究这类不能当饭吃的问题。
许多人都知道这样一则评价宁波各县（市、区）人士的“经典”笑话，说是：“慈溪人大气，余姚人文气，鄞州人灵气，宁海人硬气，象山人爽气……”
所谓慈溪人大气，慈溪是一个围垦、移民城市，慈溪人不为一地所囿，勇于开拓，闯荡天下，说他们胸有大气,毫不为过；余姚人文气，余姚自古重量级才人辈出，是出阳明先生、梨洲先生这样国家级乃至世界级先生的“文献之邦”，
其后人焉能不沾文气？鄞州人灵气，其经济社会的快速协调发展，其众多的商界、政界成功人士和鄞州籍两院院士，都可骄人地证明鄞州人的灵气十足；宁海人具有“台州式的硬气”，这是鲁迅先生给予的评语，是写入了中学语文课本的，而明初的方孝孺就是史学界公认的这种硬气的标尺；至于象山人的爽气，则可能与海洋大县的地理人文环境不无关系。
话题回到奉化——那则笑话的结尾是：“奉化人名气！”
笑话到底有笑话的效果，我还清晰地记得几年前在市级机关北大院的一次报告会上第一次听到这个笑话时的情景：台上“外来和尚”的一声“名气”像相声里的包袱一抖，台下的几百号奉化人就轰地笑作一团！
有多少的滋味被包含在这未加思索、忍俊不禁的笑声里？
回答是：当时有多少人笑就有多少个答案！
我也是笑者之一。
奉化有名气，这是不争的事实。
今宁波市辖地，大部分是古鄞县的属地，故曾有或现在还有“鄞父宁子”或“大大鄞县，小小宁波”的笑谈。但古鄞的中心并不在现在的鄞州辖地，而在如今的奉化辖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古鄞县的县治是在“白杜里”（今白杜村一带，“里”是当时的行政区域名称），而《汉书》中所记载的另两个古地名——据说也是今宁波辖地内最早出现在古代典籍中的地名，也都在今奉化辖地范围之内，这就是“鲒亭”和“镇亭”（分别为今鲒和大堰一带，“亭”也是当时的行政区域名称。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在发迹前也只是个亭长）。因此可以想见，古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是在别处，而是在今奉化的辖地内。所以要论宁波的历史，必先论古鄞，而论古鄞历史，必溯源奉化。如此看来，奉化的名气，并不是无来由的，而是有点底子的！
奉化的地理环境条件也不错。奉化有盛产各种山珍特产的山地，有肥沃的平原“粮仓”，又濒临东海，有小海鲜丰富的象山港。民谚“上山一蓬烟，下海一餐鲜”，道出了奉化人对自己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的自得其乐。据旧地方志记载，奉化人民生活历年来丰年有余，灾年略歉，常年持平。在当年的生产力条件下，这已是一块难得的福地了。
奉化当年还是片“王道乐土“。据南宋陈著《题奉化图志揭首》记载：“奉化为邑，以民皆乐于奉承王化得名。”明曹学俭《舆地名胜志》也说奉化“以其民淳，易于遵奉王化，故名”。据此，还真有几分“政通人和”的味道。
奉化石破天惊地出名当属民国时期。因为奉化出了个蒋介石。蒋氏故里溪口，现在是个镇，而在蒋氏出生时还只是个村。但是就在这雪窦山脚下的村子里，在一个叫“玉泰盐铺”的小院落里，诞生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论地方，溪口只不过是一个寻常村落，论家世，蒋家不过是个小小的盐商之家，但这溪口街上的顽皮小子因历史的风云、时代的机缘、个人的禀赋等错综复杂的因素而成了民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顶级人物，并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以至更长的未来。这确实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出在奉化，奉化怎能不为人所瞩目？
奉化的名气在今天仍然如日中天。外地客人、上级领导到宁波来，别的县（市）可以不去，奉化则是非去不可的。要看农业（第一产业）农村，那就请到“全球五百佳”滕头村；要考察第二产业，那好，“手机中的战斗机”波导在恭候着你；要考察旅游（第三产业），那当然非宁波惟一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溪口雪窦山风景名胜区莫属了。所以有人笑言，光是奉化的接待任务就把许多奉化领导和接待办同志的腿都跑细了（抑或说跑粗了）。许多奉化人把溪口、波导、滕头称之为奉化的三张名片，其实它又何尝不是宁波的名片！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奉化的一个毗邻县的领导到国务院某部机关办事，说了老半天，对方还是不明白这个县在哪里，到后来这个领导急中生智，说：“我们就在奉化的旁边。”对方笑答：你怎么不早说呢！直至去年，还有一位中央新闻单位驻宁波记者站的站长在宁波新闻界的一个会议上感慨道：有时候我说我派驻宁波，别人还闹不明白，我一以奉化为坐标，对方就明白了。
奉化有名，名不虚传。
但是，奉化人在突然听到那个“名气”的评价时齐齐地笑了。
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大泄露。笑声里有一种对奉化历史和现实的名气的认同，又有一种自嘲意味。为什么？因为国人大抵讲究“名副其实”，别人明里强调你的“名气”，暗里往往是在指你的“实货”，暗示你奉化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于周边发达地区，你的“名气”也就只是件“空壳夹克衫”了。这是东方人的语言艺术，往往为西方人所不及。以奉化人的聪明脑袋，破解这点语言艺术当然是小菜一碟，所以在当时的一瞬间奉化人就笑了，这是东方式的幽默，也是东方式的自我消解——穿着这样一件“空壳夹克衫”而又不善自我消解，这日子还怎么过？
奉化人的内心无疑溢满着骄傲，充满着强烈的自豪感。
“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艿头”，
“慈溪盛氏一袋谷，不及连山老毛一枝竹”， “出门千里，不如自家屋里”，诸如此类的奉化民谚，就是这种自豪感的真实写照。
奉化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骄傲、自豪。
奉化有山有田有海，
有丰饶的物产，如那么著名的奉化水蜜桃、奉化芋艿头，那么可口的奉化羊尾笋、奉化雷笋、奉蚶、牡蛎、象山港小海鲜，奉化人理所当然地引以为骄傲。
奉化这方土地又是那样的钟灵毓秀，千丈岩是那样的雄伟，三隐潭是这样的幽雅，名人又是那样层出不穷……奉化人理所当然地引以为骄傲。
在上个世纪的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国营奉化食品厂欣欣向荣，它在全省、乃至全国食品行业里都赫赫有名，其中生产的梅林牌糖水黄桃罐头出口量一度达到过全国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当时家里有人在食品厂工作，就有处理的食品罐头、水果、鸡壳之类的美味可分或贱买，这在当年商品匮乏的年代，是一种实惠，也是一种了不得的荣耀。那时只要有可能，奉化人向外人介绍食品厂总是格外来劲。奉化人理所当然地引以为骄傲。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奉化服装业崭露头角，仅1986至1990年间，就有近二十个产品获省优部优产品称号，其中被纺织工业部评为优质产品的罗蒙、迷霞、金海乐、恋舒（爱伊美前身原滕头服装厂的西服品牌）、申迷五个西服品牌，奉化人骄傲地自誉为“五朵金花”。第一届、第二届面向全国、甚至外商的“奉化服装节”和一次次以“更精、更新、更美”为主题的“奉化服装万里行”办得不亦乐乎，“服装之乡”桂冠也首落奉化。奉化人理所当然地引以为骄傲。
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感，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心理特质，是种难得的向心力、凝聚力，是一个人的精神力量之所在，是一个地方奔向更美好未来的豪迈之气。
但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起，这种强烈的自豪感在猝不及防中遭遇到严峻的挑战。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曾几何时，我们不知怎的竟比别人慢了一步或半拍：当激烈的竞争悄悄找上门来时，我们还陶醉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对悄然来临的挑战和潜伏的危机缺乏应有的敏感；当别人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时候，我们还在以国营集体企业占大头为荣；当别人在搞国有集体企业转制的时候，我们还在一次次“现场办公”，向濒临困境的国集企业“输血”……
一觉睡醒，许多人呆了：那身穿烂棉袄在菜市场叫卖大白菜的慈溪人怎么一个个变成腰缠万贯的大款了？那温州人驶过南山路的小汽车竟是如此阔气？更要命的是，原在南三县中一直以老大自居，而如今老二、老三竟跑到前面来了……
对外界的急剧变化，对激烈竞争中自己的暂时落后，许多人普遍感到无法承受的失落。
一些人惊愕之中，一时茫然失措。
一些人的自豪感被严重挫伤，有的甚至被彻底击碎。
一些人开始相互埋怨指责，事后诸葛亮纷纷露头。
……
此时许多奉化人的心态是复杂而微妙的：比如别人说到相邻的某某县这几年发展很快，有的人就冒出一句“他们（过去）是××讨饭”，这是一种虚妄的自慰，或者说暴露了对发展加快的地区既羡慕又不平的复杂心理；有的人与外界接触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掩饰奉化人的身份，这是一个不敢正视现实的“驼鸟主义”者；当别人探讨怎么样才能使奉化迎头赶上，有的人就说“奉化反正弄不好了”，这是一种彻底的绝望……
自卑的情绪就在奉化上空弥漫起来了。
从自豪到自卑甚至妄自菲薄，这就是一部分奉化人这十来年或十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这也证明了，建立在过去基础上的自豪感最后是靠不住的，而勇于进取、向前看，不断创造出新的值得自豪的骄人业绩，才是真正的豪迈人生。
可喜的是， 从一时的失落中清醒过来的奉化人已越来越多，知耻而后勇的奉化人在不断涌现。
这是奉化真正的希望。
奉化人是坚韧的，这种坚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忍耐，包括忍耐性和忍耐力。
地方文献里反复强调说奉化人“乐于奉承王化”，“易于遵奉王化”，也就是说奉化人是俯首听命于王化的“顺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要当好这样的顺民，没有超强的忍气吞声忍辱负重的忍耐性和忍耐力是难以想象的。
奉化人的忍耐性和忍耐力沉淀在民谚中，如“若要好，大做小”，“眼前留一线，日后有相见”等等，它们所阐述的忍耐和自制道理，若应用于日常人际关系，应该是一种良好的道德修养。另一句民谚“不哑不聋，不做阿家翁”，则从反面说明要当好一个当家人，是多么需要有“装聋作哑”的雅量（也就是忍耐）。对这些丰富的生活经验，在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继承其中的精华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奉化人的忍耐性是在长期困苦不堪的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奉化虽然山田海俱全，自然条件还不错。但田不多，就集中在境域的中北部一隅，且易受洪涝侵袭（旧志书上记载的丰年略有余，灾年略歉，常年持平是一种低水平的平衡，并且还疑有纂修者为当权者溢美之嫌）；海也只有“一分”（奉化素有“六山一水三分田”之称，其实粗算一下：田实际不足“三分”。水大概“一分”，其中海域也就不足“一分”了），且是一条狭长的港湾；而山实际上超过“六分”，约在六分半。由于大量山区的存在，实事求是地说，奉化农村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面貌虽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在农村、特别是在山区，还有许多贫困的区域，还有许多贫困的人群。这些年，我到过奉化西部山区的不少村落，也喜欢到农户家串串门，与一些农民聊上几句。尽管事先我自认为对那里的艰苦的生活环境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亲眼目睹的为数不少的村民的生活水准之低还是令我感到震惊。而更令我震惊的是这些山民的沉静沉稳，也就是他们的忍耐性。不久前，我在某山村去看古民居时，见到一老者扛着一大捆柴从山道上下来，一问才知老者他竟已逾古稀之年，惊讶之余我赞道“您老还这么健”，他笑着说了句“不穷不健，穷了就健”，又继续不紧不慢地赶路而去。我站在那里琢磨着这富有哲理的言语，感慨在这八个字中沉淀着老者多么难得的豁达，而这种豁达正来源于他的忍耐。
太多的困苦铸成了太多的忍耐。
在西部山区农户黑漆漆的厨房里，我总能看到一碗或一瓶腌得发黑、咸得发苦的被当地人称之为“长羹”的咸笋！我想，如果有一样东西可以作为一代又一代奉化人忍耐困苦的最好物证，那就是这山里人的四季“长羹”咸笋！
忍耐，不失为一种美德。在困难面前恰到好处的忍耐，不被苦难所吓倒，是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必修课。
但是，如果忍耐过了头过了限，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比如在中世纪黑暗的封建社会里，你一味地做“奉承王化”、“遵奉王化”的顺民，那么就意味着你容忍了太多的腐败和苛政酷政。
更可怕的是，忍耐过度容易导致守旧，乃至于僵化，以至过惯了某一种几十年、几百年的生活，即使它是困苦的，许多人也不愿意去摆脱它。十多年前，我与一位摄影师去翠竹环绕的一个山村拍照，遇到几个村妇在一处老屋厅堂前闲聊，我听见她们在非议几个本村青年到外面世界闯荡的事。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就走过去问她们：“年轻人向往城里有什么不好？”她们（其中有几个还是很年轻的少妇）竟异口同声地反问我：“城里连吃水都要化钞票，有什么好？水泥路上好种竹会出笋？”近年来实行山区人口“梯度转移”中各级政府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实际上就是许多朴素淳厚的山民多少年来对艰苦环境的忍耐已演化成了对这种环境的依恋。
忍耐过度，也往往导致熟视无睹和麻木。在歪风邪气面前，你忍耐性越强，容忍度越高，那么客观上歪风邪气就会被助长，正气就不能得到弘扬。上个月的一天，我乘车路过一条路口，老远就见到一大群人在围观什么，近了仔细一看，原是两个上身赤裸的年轻人挥舞着长长的马刀在相殴。我忙掏出手机报“１１０”，报完后我特意问了句：“这事别人有否报过案？”答曰：“你是第一个”。我不禁悲从心生：那么多比我先睹斗殴现场的围观者竟没一个去报案，容忍力不可谓不强！
一种悖论也就这样形成了：苦难酿就了极强的忍耐力，反过来，这种忍耐力又纵容了苦难的存在。睿智的林语堂先生早在70年以前就曾这样说过：如果我们中国人对苦难的忍受能力小一些，我们的苦难就会少一些。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到奉化人身上。因为对我们能承受的东西，我们会容忍它，而对我们所忍受不了的东西，我们则会想方设法地去改变它。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天我们对身边不文明的现象、懒惰消极无所作为的现象、丑恶的现象的容忍能力弱一些，那么我们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懒惰消极无所作为的现象、丑恶的现象也就会减少一些。
忍耐有其坚韧不拔的一面，也有被动、消极、无奈的一面。对有些事，与其去改变它，还不如容忍它；对有些事，与其容忍它，还不如去改变它。什么东西值得忍耐？什么东西不值得忍耐而应该去改变？这正是我们要思考并力行的。
许多人评论起奉化人，往往只用一个字：“刁”。这个“刁”，
是宁波方言词库里的“刁”，不完全是现代汉语词典里的“刁”。
这个“刁”，最基础的意思应该是智慧、聪明、才智。因此，说奉化人“刁”，应包含着对奉化人的肯定。确实，奉化人的聪明才智，是许多奉化之内和奉化之外的人所普遍认可的。这也是奉化人民的心智经受了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而孕育而成的硕果之一。奉化西部翠峰如画，东部海岸线曲折婀娜，县江、剡江、东江三大水系奔腾流淌向海，三江（下游地区）小平原肥沃如膏……在奉化这块灵动的土地上，在自唐开县以来的1267年历史长河里，从来不曾缺少杰出人物的出现。为节省篇幅，这里暂不论其他门类人物，单论文人学子：唐代就有官至左拾遗的进士诗人孙合阝，北宋有少小离家、结庐西湖的隐逸大诗人林逋，南宋有“四明四先生”之一的理学家舒璘，元代有被誉为“东南文章大家”之一的文学家戴表元，明代有“名笔”之称的画家王谔（今故宫博物馆还藏有其精品），清代有“两浙之冠”的擘窠书法家毛玉佩，而现当代则有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著名文学理论家王任叔（巴人）、两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得主的著名作家汪浙成，等等。
这个“刁”，除了指聪明之外还有更为丰富的意义和意味，有的可以说出来，有的可以写出来，但有的只能意会。如活络、滑头、学乖、精明、精细、刁顽、刁钻等等。平心而论，这些意思多少都能跟奉化人挂得上号，至少跟外界对奉化人的印象挂得上号。你说它们是优点吧，它们确实是货真价实的优点；你说是缺点吧，又确是货真价实的缺点，这就看你怎么用，又用在什么人上，用在什么事上。比如精明，十多年前的波导引进是个很典型的事例，当时几个从外地过来年轻硕士生一无“软货”（现金资本），二无“硬货”（设备资本），只是怀揣着一份生产中文传呼机的计划书来到奉化，奉化人以让他们技术入股的方式接纳了他们。现在许多人说这是一种开明，不错。但我更愿把这看成一种精明，是一种“吃小亏占大便宜”式的大精明。
又比如精巧，它也是“刁”的衍生物。奉化因山多地少，人均占有耕地不多，迫使奉化人在农事上精耕细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如今众多的奉化农特产名品，也造就了奉化人的精细精巧的特质。近代红帮裁缝发源于奉化（还有鄞州靠近奉化一带区域），就与奉化人的精巧精细有关，传统红帮裁缝的特点就是做工考究、精工细作。想当年，奉化人在上海开的荣昌祥、王兴昌、裕昌祥、汇利、王顺泰、王荣康等服装商号，在民国时期被称为“南京路上六大家”，而荣昌祥的老板王才运也当之无愧地坐上了上海服装商会会长的交椅。奉化人精细精巧的禀赋值得自豪！
凡事都有个度。精明过了头，大精明就成了势利眼；精细精巧也是一样，若是一路的精细下去，往往失之于粗犷，导致胸襟的狭窄、血气的消失、冒险进取精神的萎缩和丧失。这是我们要警惕和防范的。
再说到刁顽。蒋介石应该说算得上够刁顽的，外人说奉化人“刁”，可能部分原因就源于对蒋氏的印象。一遇难事、挫折就“放刁”罢官或下野回溪口，而把烂摊子推给别人去收拾，这在蒋氏的政治生涯中还少吗？而他就是凭这个“刁”，把各路桀骜不驯的旧军阀玩于股掌之中，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之伟业（当然这还有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在此只就个人的禀赋而言，请勿误会）。而他把这个“刁”用于他治下的人民，最后就落得个人心向背，被赶到台湾岛的下场。
“刁”还含有“头子活络”的意思——许多奉化人不但做事眼头活络，还有一种很活络的心理、行为调整术或对付术，绝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你今天强，那我就揭你昨天的老底，如前面提到的称邻县人为“××讨饭”就是此种“活络”。你那地方投资增长快，那我就说我这地方的百姓存银行里的钱比你多（暗示对方你并不比我富），这也是一种“活络”。如果碰到烦杂事，我不正面与你交锋，而是自找乐子去，这又是一种自解烦恼的“活络”回避术——所以我们在这座城市里，小店麻将、家庭麻将就特别多（一些人认为打麻将者多是因为他们空闲，我以为这只是从表面看。空闲，尽可以去干其它事呀！而是出于对烦杂事务的回避，是无意识中对现实的一种主动回避方式）。
“刁”也是“学乖”。一些人的“学乖”往往体现在：见好就收，小富即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小企业和寥寥几个诸如波导、罗蒙、爱伊美这样的大企业之间，缺少一个足够数量的中型企业层次的原因。因为好些企业主能年赚十几万、几十万就满足了，就守摊子了，缺少了再上一个台阶的雄心。《奉化日报》今年开了一个每两周一次的《企业天地》专版，为企业提供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但据说许多企业主婉拒采访，有时稿源略显紧张，而另一家兄弟县市报也有类似每周一次的专版，结果很热门，于是办报者想把它扩为一周四版的《经济周刊》。一些奉化人的“学乖”注定了他们的追求不高。在民谚里，“南风吹吹，老酒注注”是一个大男人的最高生活境界；“肉搛搛，脚踢踢”，这种物质（夫妻俩在餐桌上有肉吃）精神（桌面下相互踢脚调情）双丰收的小格局，成了最幸福、最浪漫的追求。正是这种内敛节制的活法，“有了千钱想万钱，做了皇帝想成仙”的主儿，大多是要受到嘲笑的，暴发户也最被人见不得。
“刁”，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智慧，不“刁”，在当前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里，绝对不是件好事。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平心静气地反省一下：在某些局部、某些环节、某些时刻，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刁反被刁误”的地方呢？
“奉化人”不是一个小题目，一篇文章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首先，一个特定区域的人是一个群体，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是由各个小群体组成的组合体，而每个小群体又是由一个个鲜活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个体构成的。各组成部分有它共同的东西，这就融合成了共性，而有些是不相融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这就使一个群体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比如就奉化人而言，西部山区，中北部平原地区，东部濒海区，这三个地方的人其个性就有较大的差异。打个比方，如果在这三个地方各选几个代表，把他们放进同一个KTV包厢，那么：憨直的山里人拿到话筒很可能会略带惆怅和困惑地唱起“篱笆墙的影子咋就那么长……”来自中北部平原的拿到话筒，大概先不会忘记给大家点个头来点微笑，然后就温婉地唱起“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而奔放热烈的海沿头人早已在一旁等得不耐烦了，话筒一到手就吼起“爱拼才会赢……”
相形之下，一概而论的文章总会留下“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遗憾。
其次，不同的人来看、来说、来写奉化人，就会有不同的奉化人。年龄不同，文化不同，阅历不同，性别不同，职位不同，都会产生看法、认识的不一致。就像文艺理论家曾说过的：一百个人看哈姆莱特，就会有一百个哈姆莱特。同样，有多少人看奉化人，也就会有多少个奉化人。本文只是及皮毛而已。
尽管看法会有不同，但奉化人总归是客观存在的奉化人，是“这一个”。
“这一个”奉化人，当然有许多的优点，有难以避免的缺点，也有似是而非的“模糊点”。这就需要对之进行调整优化，重塑一个新的自我。而重塑自我，前提是要认识自我。
奉化需要续写新的辉煌，续写奉化新的辉煌历史必是重塑后的新奉化人。
我希望看到：新奉化人更自信乐观而不被一时挫折所羁，更志存高远而不近视短见，更智慧明达而不锱铢必较，更勇往直前而不瞻前顾后，更坚韧不拔而不消极懈怠，更蓬勃浪漫而不暮气沉沉……
这正是笔者写作此文的动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