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倾情榕树下之 老屋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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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祝勇的一篇散文《木质的京都》，牵涉起关于老屋的记忆。

 　　在《木质的京都》里，新世纪的日本京都依然保持着川端康成描述过的，几个世纪以前古都的样子。

 　 树木掩映中的小巷、矮房、寺庙和行人。一种古典优雅的静谧的美。

   　正像祝勇所说的，“其实中国也有许多城市是木制的，比如在中国南方，差不多到处都能闻到老木屋的气息，有许多雕饰复杂的窗棂和雀替穿插其间，刻画着来自大地的图案。”

 　 我的童年居住的老屋，就是位于江南奉化城里的这样的老木屋。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青青的石子路，窄窄的小巷，两边就是粉墙青瓦的江南院落。我的家位于南通巷，有一扇气派的大铁门，门上两个铜环，迈上几级青石阶，有一个高高的门槛。我因为贪玩，曾经好几次绊倒在门槛边。

  　走进去，就是一个有十来户人家的江南大院。整个大院中间由一道隔墙分为两半。我家住在最外一间堂屋内。堂屋很宽敞，粗大的木横梁，木质的地板，雕嵌着花鸟图案的各种镂空装饰的窗棂靠壁。屋外就是一座大院子。上面常年挂着葡萄架，房顶攀爬着南瓜藤。夏秋时节，绿荫垂挂，遮蔽了骄阳。黄昏里，葡萄架下，摇着蒲扇，猜谜玩耍。若是雨天，则倾听雨点噼啪敲击绿叶的乐声；还可发现泥土中跳出的蛤蟆，鼓着大眼睛，“呱呱”地大叫。

    邻居有一个姐姐对我最好。她留着一根长及腰际的大辫子，黑亮水滑，在背后晃来晃去。她的声音也特别清亮。她拿着手抄的歌本教我唱《四季歌》，“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还有《泉水叮咚响》。我虽不大明白歌中描述的意境，却也觉得很美，那也许是我记忆中最早的音乐启蒙。

    那时我不过三岁吧。四岁我就上了幼儿园的中班。幼儿园离家很近，上课铃声响起。在家里听见了，慌慌地跑出来，不过三四分钟，还赶得上去上课。那是三十年前，奉化城里的小巷里没有汽车、摩托，也少有自行车，不必担心会与车子碰撞。

 　 等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我与母亲一起去了西安。在几千里外的北方古都继续求学。在背井离乡的日子里，江南奉化的老屋，还有老屋内的外婆，活在了我的关于故乡乡土的记忆中。而且常常书写于虽然稚气却情真意切的一篇篇作文中，并感动了古都中同样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师和同学，每每被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得到大家的共鸣。

 　 五年后，大约是1987年。我又回到了奉化。依然住在城里，依然是木结构的老屋，只是这回是秀丽的凤山脚下，一座简朴的两层居民楼。虽然构造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镂空雕饰，木屋却很有些来历的。这座楼原是老奉化一中拆建过来的。约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窄窄的木楼梯，脚踏得异常光滑，一走上去，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八十年代末期，刚刚富裕起来的农民，在老屋的周围盖起了一排排齐整的水泥楼房，老木屋就淹没在一大片水泥楼内，有些不合群了。楼前还有一座破败的城隍庙。走进去，里面既看不到城隍塑像，更没有拜佛的信众。庙内，积满了灰尘，早已是一座废弃的仓库了。

 　 与现在的套房不同，在老屋，人的视线是向外的，而不是向内的。倚着楼上疤痕斑斓的木栏杆，向外眺望，屋外就是一大片绿油油的农田。一年四季，种植着不同的粮食和菜蔬，构成不同的风景。秋天里，是金黄的稻穗，迎风招扬着，田埂里则插着可爱的向日葵。夏夜里，听取蛙声一片。视线再远些，可望见田野尽头的棋盘山。登上小山，可见山顶上的一块大石，恰似巨型的棋盘，莫非有远古的神仙曾在上面下棋？

  　但这些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新的世纪来临，奉化加快了城市化的建设。一幢幢水泥楼房，占据了原来的农田。现在，从老屋望出去，再也看不到绿色的田野，更望不见有棋盘石的小山了。

  　然而老屋前的小河还在。小河很小，只能算作溪坑，却长年不息，是老屋内的居民主要的生活水源。虽然有自来水，不过老屋的居民只是用于食用，洗涤杂物都是在小河里。以前，外婆天天蹲在光滑洁净的河边石埠上，一边利索地洗着衣物，一边和邻居的妇女们聊着家常。青山，小河，农田，木屋，人与自然，永远都是那么和谐。这种生活情景不是《桃花源记》里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隔绝，它是一种开放式的，邻里之间有互助，也有纠纷的，平和却不平淡的中国式社区生活。

  　与南通巷的老屋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大院子。却没有与外界隔开的院墙。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花园。位置就在木楼和对面作为厨房的一排平房之间。一条泥土的通道，正可用来种花。木楼内的居民又大多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有的是空闲时间。阿公阿婆们常常弯着腰，侍弄那些充满生机的花卉。艳丽硕大的郁金香、淡蓝雅致的牵牛花、烂漫的午时花、金灿灿的秋菊、含蓄的含羞草、甚至还有爬上厨房屋顶的天萝丝蔓。在充裕的闲暇时光中，阿公阿婆们给这些绿色的生命，浇浇水，松松土，摸摸它们的叶子，时光就这样慢慢地在静谧中流逝。那些郁金香，天萝藤的细叶渐渐长大，开出鲜花，结出果实。而阿公阿婆们却慢慢变老，头发更白，背更弯驼，渐渐地干瘪了。

    如今，在我搬出老屋以后，我的外婆和她的老邻居们，更是相继逝去。我则已有两年，未回老屋看看了。不知那些曾经引来无数路人赞美的花草，是否还像旧时模样？而老人们的生命，是否会像传说的那样，在这些他们曾倾注无数精神的花草身上延续？抑或人亡花不再，它们也伴随老人相继枯萎？

 　　随着老人们的故去和年轻辈的搬迁，老屋已是十有九空了。现在的老屋，午后，斑驳的阳光透过木门缝射进屋内，还是赶不走阴冷和空寂。推开木门，积满灰尘的房间内，贮立着一架外婆睡过的老木床。看到这架老木床，就象是在我尘封的记忆中打开了一道闸门，这是一张不同寻常的的精致的千工床。它的年龄比我的外婆大多了，将近百年了吧。类似的千工床，我曾在溪口的博物馆内见过，却远不及这一张。另外就是去年在宁波的天一阁一次“大明堂明清家具展”中见到过一张。印象中，大明堂的千工床，要为沉重古朴些，而我家的千工床，则要轻巧些，雕工更为细腻雅致。年代应当靠后些。

　　那是我至今仍不知名的一种硬木制作。整架床，可以拆卸。上有平顶，可放杂物。宽大的床架。睡床前有踏板，踏板的两头巧妙地放置两张小床头柜，与大床和谐统一。整架床以朱漆漆成，虽历经近百年的日晒风吹，而表面依然亮泽如新。而整张床最今人叫绝的也是最华贵的部分，就是床的垂面。垂面的上部分是镂空的雕刻，工艺已很复杂。而中间部分则镶嵌着象牙雕刻的图案。有古人举着火把，有僮仆牵着马匹，风格内容接近《韩熙载夜宴图》，可惜我始终未能考证。而对于这架千工床的真实身价，我更是不知。外婆曾讲起，它原出于民国年间，一个大地主的家中。外婆结婚后用谷子换来。可惜在日本人侵占时期，床的垂面被日本人用斧头砍了一下，在表面留下了一道疤痕。这也算是历史的一个痕迹，现在的孩子们怕是要忘却那段惨痛的记忆了。

　　在床的垂面镂空的木格上，挂着一串紫风铃。每有微风吹过，便会叮咚响起。

　　这架千工床，现在已无法搬动。如果拆卸开来，不知是否还能安装如旧。它似乎生了根，与木质的百年老屋融为一体，与外婆和她的老邻居们的灵魂融为一体。穿过城里西街灰旧的过街楼，在破败的城隍庙后，我曾居住过多年的老木屋和它的花草，它的老居民们的灵魂一起，坚守着奉化郊区的最后一块土，默默地站立在一大片高大的水泥楼群间。

　　我的心灵满是留恋，也满是矛盾。它会被拆迁吗？它应该被拆除吗？如果它真的被拆除，我是该高兴，还是该悲伤呢？也许，我不必如此多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快的城市化建设，全国各地已经拆除了多少这样的老木屋，拆除了多少背负着古代文明的古迹建筑。一处处乡村正在消失，一座座城市正在崛起。这是新的大时代的必然。

    木质的老屋和新式的水泥楼，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当21世纪新的一年又来临之际。我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奉城人，将花草和泥土搬进了装潢讲究的套房内。让大自然的生机和绿意在大理石的客厅和阳台上展开。人到底还是离不开大自然，离不开泥土和花草的。更多的人在难得的假日里选择去山野乡村旅游，体验真正的自然风情。

　　然而那座我搬出十多年后的老木屋，却依然没有改变。去年也曾传闻因屋旁的城基路改建，老屋将要拆除的消息，却终没有下文。在一大片水泥楼群中，老屋和它的院子，依然守着城里的最后一块土，守着它的历经一个世纪沧桑后的平和与沉静。

　　在祝勇的笔下，日本的京都依旧是川端康成描述过的古都，依然保留着几个世纪以前的样子。然而几年后，我的老屋，还会是我笔下描述过的那个老屋吗？依然还会有泥土间盛开的鲜花，还会有窄窄的木楼梯和斑驳的木栏杆吗？还会保持那份特有的纯朴和优雅，与大自然的亲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