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对于中国博物馆业来说，可谓是特殊的年份。整整一个世纪之前的那个夏天，锲而不舍、熬耗十年的光绪状元张謇，终于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为此，中国文化界举行了一系列百年回眸活动。就连我供职的邮政部门，也借“国家名片”邮票这个载体，彰显这件具有文化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于七月隆重发行一套《南通博物苑》特种邮票。
    百年之后的今夏，在浙东奉化，溪口博物馆移址扩建工作开始发端。千头万绪的事情总得一件件做起。八月里，奉化有关部门派遣了一个考察团，前后赴绍兴、杭州和上海三市的几座博物馆，实地考察、取经和交流。我有幸作为考察团成员，顺着杭甬、沪杭两条高速，几乎环杭州湾纵游了一圈，真可谓感触良多，见识陡增。说是考察也好，取经、交流也罢，全都不假，可我还有一个感觉：这是一次地道的文化之旅、修学之旅！
    一
    古越绍兴的鲁迅纪念馆是我们抵达的第一个目的地。绍兴为首批公布的24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这片古老而神异的土地，孕育出她的“酒文化”、“兰文化”、“桥文化”、“石文化”等诸多的地域文化，而“名士文化”是古越绍兴城市灵魂。北京中华世纪坛所立的四十位中国文化名人塑像，绍兴一地就有四位名列其中：王曦之、蔡元培、鲁迅和马寅初。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瞻仰了鲁迅纪念馆。坦率直言，即是一幢中西风格生硬拼合的粗笨建筑，一点都没有看头，且与周边古街建筑老大不协调。近二三年，绍兴对鲁迅故里历史街区砸进10亿巨资，进行全面整修、扩建和重建。其中的一些建筑特地“新貌换旧颜”。拉倒重建的绍兴鲁迅纪念馆，便是一例。其新馆外观完全仿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绍兴台门建筑风格。坡顶、翼角、飞檐，乍一看反而比原来古旧，却与鲁迅祖居、朱家台门、周家新台门等“四邻八居”和谐一致。同时，作为一座建筑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现代展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广泛应用了多媒体、触摸屏等现代科技手段，与陈列品互动呼应。较之旧馆，新馆的陈列品也大幅增加，许多弥足珍贵的库存藏品，以及新征集的鲜为人知的鲁迅文物，首次跟观众见面，为纪念馆壮色。在全国四个鲁迅纪念馆（博物馆）之中，新的绍兴鲁迅纪念馆，一跃成为影响最广、观众最多、研究专家最为关注的翘楚。
    再次瞻仰鲁迅身后的这处圣地，我生发出一种真切的感悟：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眼光，试图解读鲁迅。在先生故居，在三味书屋，在百草园，甚至在土谷祠，寻寻觅觅，驻足流连，那仍属层面的、感性的；跨入鲁迅纪念馆，在涉及先生的浩繁的珍贵文物跟前，睹物沉思，细细品读，你所获的感知多是深邃的，理性的。其实，博物馆的先天特性，已经决定了它无法替代的人文魅力。
    二
    位于杭州孤山的浙江省博物馆，差不多将三分之一的孤山地盘占尽，开门相迎的便是“平湖秋月”千古盛景。浙博由十数幢中国古典式建筑组合而成，单是绘画书法这个类别，就有沙孟海等四位艺术巨匠的独立展厅。浙博主人自豪地告诉我们：“你别先看我们的藏品、展品如何丰富，光是欣赏一番湖光山色中的博物馆建筑和园林，已是一种艺术的享受了！”是的，在杭州这么一个经济腾飞的现代都市里，浙博——历史文化的一块阵地，能与商业资本、诱人暴利抗衡交手，最终十分顽强地守住寸土寸金的孤山胜地，这不光昭示出当代杭州人宽阔的文化襟怀，更是历史文化一种荣耀。
    浙博的好多先生女士都曾光临过武岭门外的溪口博物馆。这一回，他们听说奉化有关部门准备将溪口博物馆迁址扩建，都倍加赞赏。由此还引出一位领导的精辟见解：“现在各级政府许多明智的领导也懂得，不能指望博物馆本身去赚钱，但它们放在一座城市、一个景区里会大大提升那里的文化档次。博物馆对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培育社会人文精神，最终增强公众整体的文化和民族信心，其影响力则是无法估量的！”浙博往年参观人次仅20万上下，去年起免费向公众开放，参观人次当年突破了100万大关，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跨进浙博大门的已经有48万之众。
    主人最先陪我们参观的是“浙江七千年”专馆。跨入序厅，左边展示的是7000年之前河姆渡文化，右侧凸现的是5300年之前的良渚文化。余姚河姆渡博物馆我曾到过两次，原以为对河姆渡先民的人工栽培稻谷和干栏式建筑有所了解，走在展厅里，免不了心猿意马。可是浙博专家则以无庸置疑的口气提醒我们：“河姆渡文化的精品文物多在这里呢。”这恐怕是许多宁波人始料不及的。我闻之，不由放慢了脚步。良渚文化最突出的表征是精美绝伦的玉器。良渚先民认定玉这种“山岳精英”具有神圣的品格，它是沟通人与神、现世与未来的媒质。其实，这种理念一直影响着当今人们的生活。玉琮、玉柱、玉璜、玉镯，封闭式展柜里的一件件远古的玉质礼器和饰件，在恰到好处的灯光映辉下，大放异彩，引起我们参观者匪夷所思的震惊和赏叹！走出“浙江七千年”专馆，我仿佛被两束圣洁的文明曙光轻轻地抚摩了一遍，不管其他同仁如何遐想，反正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
    三
    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建在杭州余杭区的临平。因为我们全团同仁谁也没到过这个博物馆，只知道它在临平的人民广场，所以我们只好在临平的新街区中转来转去拼命寻广场。广场是找到了，大老远的望见北侧有一座恢宏壮观的城堡式建筑。它就是我们要登门拜访的博物馆？半信半疑地将车子靠过去，终于看清了费孝通先生题写的馆名。还未入馆跟主人接上头，同仁们在大门外已是声声啧叹。
    这是一个2003年12月才开馆的新馆。既然是新建的，我就不能免俗讲一番经济数字：建馆投入6000多万元，建筑总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开馆后，余杭区政府每年毫不含糊地拨付四五百万元，用于博物馆的日常维护和区内文博事业的开展。由于博物馆开馆后赞声不绝于耳，区里领导还给博物馆丢下一个字：值！
    先说说余杭兴建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的N个理由了。华夏初创年代，大禹王曾驾舟过余杭，故余杭别称“禹航”；余杭是举世闻名的良渚文化的发祥地；杭嘉湖平原南翼的余杭，远在秦代便置县；隋代开通的京杭大运河，余杭地当这条大动脉之南端；清初盛况空前的余杭塘栖镇，为生丝、粮食的集散地和江南丝绸生产中心，一度列为江南十大市镇之首……中国的绝大多数博物馆向来以行政地理为单位设馆展览，而余杭的这座博物馆首次以文化地理——“江南水乡文化”为单位，展示一种独特的文化，这不得不说余杭人对常规的一种突破。话又说回来，若是建同类博物馆，苏州、绍兴、周庄等诸多市镇，也可道出N个理由。然而，值得称道的是，余杭人高人一筹发现了“江南水乡文化”这一无形的文化宝库，并领先一步，大胆尝试。
    这座博物馆分四个单元展览。光是第一单元陈列的余杭历史文化便不同凡响。一幕幕场景式的展示，实在纷繁，那么，就让我随意定格在余杭的三处历史场景吧：余杭超山，素为中国文人景仰的赏梅圣地，至今仍不乏古干虬枝的唐梅、宋梅。开山于唐代的余杭径山寺，到南宋声名更隆，被尊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径山茶道，由径山学禅的日本僧人传到东洋，逐渐形成日本茶道。民间熟知的震惊晚清朝野的杨乃武小白菜案，也发生于余杭。
    第三单元为江南水乡文化陈列厅，它是这座博物馆重中之重。主人倾力调动场景复原、人物塑像、实物呈现和图表说明等多种手段，试图让往昔的江南水乡景观复活，独特的江南地域文化说话。自唐朝中期起，江南水乡这片疆域，儒雅文风取代了蛮武之气，经济和文化开始迅速发育。13世纪之后，江南的经济开始领跑全国。之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破土萌发，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当代改革开放之后的勃勃雄起，江南一次次挺立在前沿。所有这一切的前因后果、万千答案，细心的观众尽可在这个展厅中寻觅。
    在这个展厅里，还展示着颇有意味的一个场景。操持各自营生的四位人物造像，分别诠释着“业蚁催数”这么一个怪异的字眼：“业”指闲适的业主；“蚁”喻蚂蚁一般跑腿的房产中介人；“催”是替人催租者；“数”乃整天忙碌着与算盘和数字打交道的账房先生。略作沉思回味，那“业蚁催数”四字，恰是旧时江南市镇经济一个浓重的缩影。
从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出来，我满脑子尽是跨河的石拱小桥与闲泊的小篷船，面水的坊行店铺与静候的美人靠。这当儿，我反复默念的也是四个字：“河网密布”。正是平原上无限伸展的河网，造就了水镇的格局、建筑的样式，还有水边人家的生活方式。也正是散发着灵动与毓秀的河道，充做一条绵长的装订线，一个章节连缀一个章节，成全了一部水样的线装的江南史册。
    四
    次日午后，我们的旅行车疾驰在沪杭高速上。明明望见了上海的城市轮廓，但还是在大上海的水泥森林中穿行了近一个小时，抵达市中心人民广场边上的上海博物馆已经三点多了。好客周到的主人早已迎候了多时，并立马调出一位对古代青铜器造诣颇深的女士，给我们做讲解。
    作为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化艺术类博物馆，上博拥有十一个专馆及三个展览厅，其中尤以古代青铜器、陶瓷器和绘画书法这“三大法宝”享誉海内外。如此说来，特地派出一位青铜器专家陪我们参观，上海人办事的精明和周到，便可略见一斑了。不费我们猜想，那位女专家首先陪我们进去的果然是一楼的中国古代青铜馆。她开门见山就替青铜器说好话：“在很多人心目中，总以为我国古代瓷器最能代表中国的文物和文化，但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中国古代瓷器与青铜器这两个方阵，其实还是青铜器略胜一筹。”
    1200平方米之广的青铜器专馆，以深墨绿色作展厅的基色，陈列框柜古朴雅致，各种灯光分层环照，形成了神秘、幽远的艺术氛围。我想，无论你多么活泼好动，一入其内也会骤然庄重肃穆起来。爱好传统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司母戊大方鼎，而上博400多件青铜器珍品中，也不乏重量级国宝，颇具传奇色彩的西周中期的大克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清代在法门寺出土后，大克鼎几易其主，一直与我国的国运同沉浮。到抗战时期，它被无锡的一户古董世家所收藏，掌门人是潘达于女士。抗战乱世，主人被迫将它埋在自家花园地下。日寇闻讯曾声言以盛满大克鼎之众的黄金作交易，被主人智拒。之后日寇前后七次强索搜家，但均无所获。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潘女士致函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让免遭异族掠夺的国宝重见天日，并无偿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当今专家这么说，大克鼎乃无价之宝，若硬要给它标出身价，该以亿元为单位。
    跨上二楼已是中国古代陶瓷专馆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灰陶，到元明清长盛不衰的景德镇稀世名瓷，500余件泥巴与火焰交集、升华而出的极品，使我们目不暇接！来自桃乡奉化的我们，对那只绘有桃子图案的粉彩瓷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围聚一起，久久赏叹，还自作主张替它取了个别名“水蜜桃瓶”。一旁的专家相告：“这件珍宝，是由一位香港同胞在香港一家古董店发现的。这位爱国同胞耗费四千万港币购得，并捐赠给我们上博。”
    我在展厅发现，即使是大克鼎。“水蜜桃瓶”这类国宝级展品，好多观众也只是行一下注目礼，匆匆走过场而已。上博使我惟一抱撼的是陈列文物的介绍文字太少，通常是何代之物、哪里发现，再多加一句某某人士捐赠，寥寥数行打发了事，观众往往不甚看懂陈列品。今天，我们一行有作陪专家精湛揭示文物的价值所在，娓娓讲述文物背后的沧桑故事，但大多数观众就无缘这般礼遇了。陈列文化介绍文字太少，这似乎是一个小细节，或许涉及的还是个大问题呢。
    “文化是软实力”这个我们所谓的新理念，其实光绪状元张謇早就读懂。他曾两次上书清政府学习西洋创办博物馆，而都未被采纳。国力维艰的清末，张状元纵使上书二十次也不管用，到头来还不是自己抛开政府，硬着头皮“民办”了事。今逢国富民强的盛世，为了提升文化这个软实力，不少明智的政府领导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力图在文化上登堂入室，有所突破。我们所游历的绍杭沪的几座博物馆，清一色是在近十年新建、扩建。为此，许多地方政府割黄金地块为馆址，耗巨额资金营造之，倾人力物力维系之。难能可贵的是杭州等一些城市，高瞻远瞩，干脆将博物馆向市民免费开放，最大程度地把知识与文化传播到公众中间。在商业利益几乎可把任何事业逼向边角的当今这个年代，博物馆业能狭路突破，这种现象，理应称之历史文化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