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我的老家在宁波革命老区——奉化市松岙镇海沿村，与油画大师沙耆家乡鄞州区塘溪镇沙村只有一山之隔。我们去塘溪街赶集，只须步行七八里的山路，经过沙村，便进集市，两村人们来往十分便捷。

上世纪五十年代，听说沙村有个疯子会画画，整幢藜斋的板壁、墙壁上全画上了女子裸体画，一时轰动远近村庄，去看的人不少，但我没去看，也没有见过这位传奇画家沙耆(1914 - 2005)。1968年12月的一天晚上，碰巧我和沙老同桌吃上喜酒，他沉默少言，只顾饮酒，酒醉饭饱之后，便向客人笑笑，匆匆离席而去。第二天，他送给亲戚一幅《老虎图》（淡黄色毛边纸用毛笔画的）。爱画及人，从此，我从心底里敬重他，更惋惜他那过早凋零的艺术人生。

 我看过白浪先生2005年4月2日发表在《美术报》31版上的《丁香花绽开在荒原》的大作，很受感动，特别是“……在比利时10年真是世事无常，日夜思念的妻子竟然远走他乡……而沙耆最敬重的老父亲也早已故去……沙耆疯了。” ……读后，令人感慨万千。

在那个反法西斯和抗日救亡残酷的战争年代里，沙耆的老父亲和他的结发妻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呢？他们对远在异国他乡，又杳无音讯的亲人又是如何含泪苦思的呢？这里，我想和读者简述一下失落在人间，尘封已达六十八年的沙耆父亲和他发妻，在奉化泰清山国标灾童教养院工作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沙松寿——沙耆的老父亲

沙松寿（1860-1940），浙江省鄞州区塘溪镇沙村人，早年与中国商界巨子竺梅先（1889-1942）共事终身。1938年前任竺梅先经办的杭州民丰造纸厂总务主任。他博学多才，尤工书法和中国画。在他的笔下，无论山水花卉、猫蝶鱼虫，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国民政府首届立法委员，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庄崧甫先生府中的厅堂里，就挂着沙松寿创作的《耄耋富贵图》，受到庄老的高度评价。同时，他又精于建筑营造，竺梅先经营的民丰、华丰二厂的扩建工程都是由他一手策划建造的，因此极受竺梅先的赏识和器重。

1938年，侵华日军悍然发动淞沪之战，上海全面沦陷。大批流离失所，贫病交加的孤儿流落在上海街头。上海商界巨头竺梅先毁家纾难，收容了沪甬一带600多名灾童，在浙江奉化东部泰清山上的泰清禅寺，办起了国际灾童教养院。教养院的先期修建工程，由沙松寿主动请缨，从此，这付艰辛繁重的修建重担就落在了年事已高的沙老肩上。

1938年7月，沙松寿受国际灾童教养院院长竺梅先的重托，带领沙玉振（沙松寿的侄子，地下共产党员）等人赶赴泰清山上的泰清寺，着手改建这座废弃已久的破旧寺院。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修建后，破败寺院焕然一新，一座崭新的国际灾童教养院屹立在泰清山上。院长室、办公室、中小学部教室、师生寝室、师生食堂、操场、教学设施等等一应俱全。并在寺后的松林中由沙松寿亲自精心设计，新建了一座精巧雅致，全部由大毛竹为材料构建，上盖茅草的小别墅，并由蒋介石的老师庄崧甫题写“岁寒草堂”墅名，供院长夫妇安居。修建工程顺利完成，耗资五万元（银圆）。

1938年9月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由竺梅先任董事长的宁绍轮船公司的“谋福轮”载着500多名的孤儿灾童，缓缓地离开了上海十六铺码头，向宁波方向破浪前进。第二天清晨，顺利抵达宁波外滩轮船码头。上船后，又转乘内河航船，于中午11时抵达鄞县横溪镇。一群身穿清一色的白衬衫，海蓝色背带短裤或短裙的男女灾童，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先生（老师）的护送下，向奉化泰清山国际灾童教养院浩浩荡荡进发，行程约10公里。由沙松寿一手修建起来的教养院正等待着这批从日本鬼子的枪林弹雨下抡救出来的多灾多难的院童。下午3时许，当院童队伍出现在泰清山下的浪溪桥畔时，沙松寿等在钟楼上撞响了欢快而宏亮的铜钟，欢迎竺梅先院长和夫人徐锦华副院长，以及全体教职员工和500多名院童的到来。沙松寿站在钟楼的窗口里，向到来的队伍热烈欢呼挥手致意，心里默默地说着“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此后，沙松寿被国际灾童教养院聘任为总务主任，负责全院的经济财务工作，管理全院七十余名教职工和600余名院童（一个月后又从上海送来了100余名院童）的全部生活和教学经费；同时为了加强对院童进行劳动教育和办好伙食，又着手创办教养院农场（占地20多亩），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沙老虽然年逾古稀，高龄七十有八，但仍然腰板硬朗，思路敏捷，廉洁奉公，勤俭办院，极受竺梅先院长赏识和全院师生员工的尊敬。

孙佩君——沙耆的结发妻

1938年8月，沙松寿去信老家沙家村，探问媳妇孙佩君，问她是否愿意去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任教。孙佩君当时闲居在家，接信后真是喜出望外，马上回信公公，表示愿意来院任教。9月中旬，孙佩君接到教养院的开学通知书，第二天马上赶到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报到。

孙佩君（1916-   ），沙耆的结发妻，当时年仅22岁，是全院教职员工中最年轻的一个。她曾上过女子中学，后因家境贫困中途辍学。1936年冬，由姑妈牵线，父母作主，与塘溪乡沙村沙松寿独子沙耆结婚。不料婚后未及数月，由于沙耆求艺心切，经徐悲鸿介绍，1937年春去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留学，撇下她一人独守空房。但她不甘寂寞，曾去当过小学教师，半年后辞去教职，仍与婆婆相依在家。

现在她高兴极了，成了国际灾童教养院小学部的一名数学教师兼全院文娱活动总教练，就像一只冲出樊笼的小鸟，在白云蓝天下自由飞翔。

在教育工作中，孙佩君认真编写教材，刻苦钻研备课，教好每节数学课，并把每个院童当作自己的弟弟和妹妹，处处关心和爱护他(她)们。在业余时间，满腔热情地投入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组织抗日歌咏队和文艺宣传队，在各班教唱抗日革命歌曲，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流亡三部曲）等；还排演下乡演出的抗日宣传节目，不但在院内演唱，还组织到附近各乡、村演出，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忱，抗日呼声四起，受到了竺梅先院长的多次表彰。

沙松寿卧病泰清山，亡故沙家村

1939年，又到秋叶飘落、寒雁南飞的深秋季节。由于年事已高，工作极度劳累，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的沙松寿患上了四肢痛风顽疾，虽多方求医，药物不断，仍不见有所好转，医生已暗地里嘱咐其亲人，说：“沙老病入膏盲，无力回天，让他静心养息，有好吃好，后事要紧。”从此，沙老卧床不起，佩君虽为媳妇，实胜亲生女儿，日夜守护，无微不至地服侍公公沙松寿，毫无怨言，人也日渐消瘦。沙老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自己深感患的是死病，即使是扁鹊、华佗，也无回天之术，因此，他多次向副院长徐锦华提出要回老家沙村。

这天，院长竺梅先从外地办事回院，听到沙老病重，连面也不洗，直奔沙老病房探望。见到院长，沙老马上提出两个请求：要求下午陪他到院内院外走走，让他最后一次看看自己亲手修建起来的教养院和活泼可爱的院童；要求明天马上送他回老家沙村，不要再添教养院的麻烦。竺梅先院长沉思片刻后全部答应沙老提出的要求，并马上吩咐沙玉振准备软轿，自己和夫人徐锦华、沙老媳妇孙佩君和有关教师紧随沙老软轿左右，从院内到院外，从食堂到农场，让沙老看个仔细，看得欢心。秋风骤起，寒气袭人，院长命令打轿回院，让沙老上床休息。

当晚，沙松寿叫佩君通知沙玉振来到床边，嘱咐两件事：一是叫玉振早作思想准备，为阿叔争气，全力帮助俩位院长办好教养院；二是关于沙耆和佩君的事情，沙老沉着气说：“沙耆自从去了比利时，整整三年未见来信，不知是死是活。我替佩君难过，她是一个贤良媳妇，活守了这几年寡，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现在我病重如山，恐怕再也看不到沙耆回来。真到了这一天，佩君孤苦伶仃一人，如何过活？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媳妇，多多尊重她的意愿。”托后，紧紧握住玉振的手，哀伤万分。站在床边的佩君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939年12月上旬的一个清晨，沙玉振从楼隘村雇来暖轿一顶，扶沙老坐稳轿座。院长竺梅先叮嘱沙阿善（农场场长，沙老同村堂侄）和孙佩君随轿护送沙老去沙村，俩人一定要全心全意护理好沙老，要求沙老好好养病。接着，亲手放下轿帘，吩咐起轿。沙老挥手示谢，回家养病。

1940年7月下旬的一个日落西山、老鸦归林的傍晚，沙阿善从鄞县沙村赶来通报讣音，一见竺梅先院长就泪汪汪的说：“沙老先生昨天半夜已经走了”。闻此噩耗，全院上下一片悲哀，徐锦华副院长马上通知：全院 休课一天，下半旗致哀，人人佩带黑沙，胸戴白花，以表哀悼。

第二天，竺梅先院长带上师生代表30余人，赶赴沙村奔丧，并帮办丧事。

    奔丧回来，竺梅先向夫人说：“普天下最可怜的要算佩君了，丈夫沙耆，四年前去了比利时，如泥牛入海，断了音讯。她与沙老名为公媳，其实情逾父女，一直相依为命，现在沙老去了，留下她一个人，悲伤得泪干喉哑，并坚持要待公爹“断七”后才能回院，难得她如此一片孝心。”

深明大义，孙佩君毅然赴延安

孙佩君在夫家替公公守灵致哀，操办丧事，待“七七”四十九日后，回到了教养院。数月不见，人也沉默、消瘦多了。

1941年5月，民国三十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日本鬼子侵占了奉化县城，并疯狂地向全县各乡村扫荡，抗日形势十分险恶。其间，孙佩君带领院 文艺宣传队奔赴附近乡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演出，群众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孙佩君在宣传过程中，也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不断提高了政治觉悟。

 在这段恐慌的非常时期，日寇侵袭，汪伪多次进院施压，教养院经费和粮食日趋紧困。更为不幸的是，院长竺梅先由于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带领全体教职员工苦难支撑到1942年5月31日（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五日）终因积劳成疾，在筹粮途中，病故于象山县，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徐锦华在办完院长丧事之后，决定有计划地安置大小院童，绝不使一个院童再次受到灾难。在这个特殊境况里，孙佩君却多次奔走在沙村和教养院之间，此时的徐锦华一直在琢磨其中奥秘。

        一天晚上，孙佩君对徐院长说出了一件事：去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沙文汉妻子陈修良（1907 - 1998），双方情投意合，在以后的日子里，俩人无话不谈，竟以姐妹相称。后来知道了沙文汉（1908 - 1964），和陈修良夫妇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向孙佩君介绍有关延安方面的情况。孙佩君也向他们汇报了国际灾童教养院和有关竺梅先、徐锦华夫妇毁家纾难，收养灾童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的感人事绩以及教养院目前的艰难境况。孙佩君还告知徐院长，沙文汉和陈修良非常关心教养院全体院童，并说延安那边有军校，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欢迎院童去那里学习、深造，一切工作由沙文汉安排。

徐锦华听了佩君汇报后，沉思了好一回，欣然同意送院童去延安学习，参加抗日队伍。并要佩君继续去沙村和沙文汉先生联系，做好安全护送院童工作。

一星期后，孙佩君向徐锦华汇报，她已经联络了三十多个年纪较大的院童，他们坚决要去延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徐锦华点头说：“我非常同意让初中毕业的院童去延安。”并要求佩君继续去沙村与沙文汉先生联系，由于形势紧迫，因此越快越好。

1943年5月下旬的一个雨过天晴的傍晚，孙佩君独自走进了岁寒草堂徐院长的寝室，对徐院长说；“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和院长商量，请您给我指明方向。”徐锦华院长了解孙佩君的身世，平时把她看作像自己的女儿一样，因此笑笑说：“有什么事，直说吧！”佩君接着说：“根据教养院目前的实际情况，停办是迟早的事，我个人又将何去何从？难道还是回沙村老家独守空房，老老实实去做一个沙家的挂名媳妇？”徐院长马上问：“沙耆有否音讯？”佩君摇摇头说：“沙耆去比利时已有八个年头了，一点音讯也没有，这年头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看来凶多吉少。我想来想去，不如带上这三十多个院童一起去延安，走抗日救亡这条道路。又想公公生前待我情如亲生女儿，实在不忍。再看那些院童，他们小小年纪，都决心抗日上前线，我做先生的却要回家，心中实在有愧。如果带他们一起去延安，在路上还可以照顾他们。徐院长您认为如何？请您指点。”徐院长认为这是关系个人的前途和家事，别人怎能作主呢？佩君沉思片刻后，坚定地说：“回家是守妇道，去延安是赴国难，请问徐院长，两者孰轻孰重？”徐院长脱口凛然说：“从古到今，普天之下，难道还有比国难更重要的大事吗？”

孙佩君因此决心已定。

1943年7月的一个清晨，东方刚泛起鱼肚白，孙佩君带着沈长根等三十多名穿着白衬衫和背带蓝短裤、胸上别着闪闪发亮的“国际灾童教养院”院徽的院童，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徐锦华特委派徐无生秘书负责护送。就在从横溪去宁波的航船上，徐无生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蓝布包，要佩君马上收下。佩君接在手里，颇感沉重（银洋），马上转身面朝教养院的方向默默地念着：“徐院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请多多保重。”说着眼眶早已湿润了。

上午约11时，横溪航船靠弄宁波新河码头。上船后，徐无生护送孙佩君和30多个院童到江北岸轮船码头，在码头上亲自与延安方面来的同志接上头，作了详细的交待。然后看着全部人员被安全地接上了轮船。站在甲板上的孙佩君和院童们向徐无生秘书一鞠躬，挥手告别。孙佩君和徐无生都热泪盈眶，互道珍重，后会有期。

后   记

1943年9月23日，奉化泰清山上国际灾童教养院正式宣告结束。院长徐锦华在秘书徐无生的陪同下，一行10余人，依依不舍地离开泰清山，踏上了去上海的道路。留下的全部财产，无尝地移交给奉化县立中学泰清中学分部，首任校长为顾礼宁先生。教养院只留下沙阿善一人，看管暂厝于后大殿的竺院长灵柩，继续管理经营农场。原警卫队队长沈助友也时有来往。

1944年春季，泰清中学正式开始招生开学。我就读于泰清中学，有机会与沙阿善和沈助友闲谈，从中也了解到不少有关教养院各方面的情况，他们对总务主任沙松寿和数学教师兼文娱教练孙佩君的印像最为深刻。

原教养院秘书徐无生被校长顾礼宁聘任为高一班语文教师，于1944年1月上旬报到任职。他对原教养院青年教师孙佩君的热心教育、关爱院童、敬重长辈和深明大义的高尚品德，极为赞赏，曾多次在学生面前讲述，影响了一批学子。1947年1月，他辞去教职，回家养老。

楼忠盛先生是我的知已好友。他的《洪炉记》是一部十分感人的长篇历史小说，书中有较多篇幅叙写有关沙松寿和孙佩君的故事。我的《藜斋遗梦》一文，许多资料来自楼先生的《洪炉记》，这里必须作特别说明，并向楼忠盛先生深表谢意。

作者简介：

李美杰，现为浙江美术教育研究会会员，奉化市美术家协会理事，奉化市文联委员，奉化锦溪书画院名誉副院长，奉化老年大学国画研究会会长。

座落在泰清山上的“国际灾童教养院”全景（系1944年黑白照片复印件）

1936年冬,沙耆与父母和新婚妻子合影                  沙耆故居藜斋大门

作者访问沙村时，在沙耆画在居民墙壁上《老虎图》旁留影

作者访问藜斋故居时，听取塘溪镇领导周静宣同志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