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化自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析贸阝置县以来，曾筑有城，于今已无迹可寻。

    明朝张时彻的《城垣碑记》记述了奉化古城的兴建缘由以及大致面貌：“明嘉靖壬子(1552)年间，倭寇蚁聚内侵……县令萧(万斛)君吁众而议曰：‘……令兴寐所为惕，若不能挽强挺锐，与贼争尺寸之锋，计惟成城以守耳。汝众谓何？’诸士庶稽首曰：‘非父母恩德不及此，敢不惟命’。萧君乃悉从父老而景相之，四面率以旧郭门为界，面皆置门，门有谯楼。横缩共一千一十八丈有奇，约费金一万二千三百五十两有奇。……工肇于乙卯(1556)正月五日，迄于是年十二月六日。”
    从上所述可知，奉化古城墙已有500余年历史。其实，在此之前，奉化早已有城。《光绪奉化县志》引《宝庆志》和《延祜志》之记载，说：“唐建县治，城垣无考。宋有城，周环六百四十丈。元为州，城因之，城门无名，今莫详其处……明洪武初改州为县，在今址，旧有城，后废。”由此可知，奉化初设县治时，并未筑墙为城。“宋有城”，至宋代才筑有城墙。此处所言，也可与《城垣碑记》一文中“四面率以旧郭门为界”相印证。外城之墙为“郭”，当年的萧县令是在旧城基础上筑的城。看来，奉化古城墙的历史应该追溯到千年以前。
 建造城墙无疑是为防御之用，“由是贼凡三过其县，仰而睇之……辄辟易以走”。《城垣碑记》在篇末还歌吟城墙的作用和功德——碑阴铭曰：“皇皇赤县，井井周衢，生斯聚斯，万民所都……，井灶弗墟，十百千祀，永奠厥居……”
    嘉靖城墙矗立后，历有变异。《乾隆县志》记载：自明万历至清末，城垣屡有增修。清顺治戊戍(公元1658年)之城，东门曰太乙，西曰金嶂，南曰薰时，北曰拱极。道光后，城之东门曰迎恩，西曰顺成，南曰贞明，北曰起凤。
    古城毁于何时？《奉化县地名志·古城考略》记述：“解放前，城墙渐被拆去，部分城石铺于今大桥镇(现析为锦屏街道和岳林街道)及东门。今车站(现已搬迁)西首至正明村，有城基路一段，为昔日城基，其他已无迹可寻。”悲哉，为战乱所催生的古城，也消亡于战乱。这似乎是许多古城的宿命。
    古城是彻底的消失了，消失得难以追忆。我们已无法用双手去触摸她斑驳的肌肤，用目光去感受她巍峨的身影。但古城还是厚重地横亘在我们心头，她存在于暮老者怀旧时的片言碎语中，也存在于书页泛黄的古书史籍中。
    我生于斯长于斯，在我的记忆中，向来没有古城的影迹，但她又似乎无处不在。奉城地名中有“城里厢”、“城基路”、“城西岙”等诸多的称谓，都闪现着古城的影子，许是对古城深切的怀念和感恩吧——古城巍然屹立，曾经像母亲的臂膀一样护拥着奉城子民。一座古城的影响，并不因为其躯体的消失而消失。
    我在断文残墨中摸索，去拼凑古城伟岸、磅礴的形象。于是，我透过历史的烟云，遥望见千年古城：锦屏山下(后据锦屏)，县江岸边(左临大泽)，巍巍古城“雉堞连云，崇墉刺日”；潺潺江水在城边日夜流淌，绚烂云霞在城头晨夕飞渡；我甚至望见爬满藤蔓的城墙上，青黛城砖错落有致地交叠的缝痕。
    当我漫步在城基路上，试着用脚步去阅读这段千年古城的墙址，那光景，身边穿梭的车辆人流，高耸林立的楼房便渐远渐去。仿佛自己置身于古城墙上，在静寂的夜色和清凉的晚风中，遥望城外的山野和江水，俯视城内的万家灯火，倾听小巷中传来的狗吠声和更夫的敲梆声。感受着古城的宁静和安详，感受着古城给与子民的那份厚实的庇护。
    追忆史迹，说到底是一种怀旧的心态，这不单是个人的情结，也是一个民族的情结。这样的情结就浓缩在诸如长城、金字塔、斗兽场等历史遗迹中。所以，我们会很亲切地接受在现代化大都市里留存下来的鼓楼、砖塔、城墙等古迹；所以，我们会热忱地奔赴僻远山野，去游历尘封苔结的名胜古迹。
    怀旧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世界已成为地球村，包容开放的社会拒绝隔阂和自闭。四边圈围的城墙意味着阻隔和封闭，人们必然要打开城门，跨越城墙，迈向世界。时至今日，城墙已失去原有的作用和意义，成为古玩式的装饰品。我们大可不必为奉化古城墙的毁迹而捶胸顿足。但假如有一道斑驳的城墙，披着满身的青苔和藤蔓，屹立在奉城充满现代气息的街头，成为追忆的风景，岂不更好？
    如果说一方古城是一本史书，那么，城墙就是书脊，城门便是扉页，而那一块块城砖应该是一张一张纸了。如今，奉化古城这本厚厚的古书，已经形消迹失。我们不会遗忘古城墙，当我们随着时代的步伐向前迈进的时候，我们会回首凝望，在那视线所及的远方，耸立着一道最为经典的古迹风景——千年古城墙。